和常年被“夸夸”的其他城市不同，一提到东莞，很多人脑海里立马浮现出常年堆积着工业废气和厂哥厂妹鱼贯而出的厂区，或者是灯红酒绿、霓虹闪烁的靡靡之城。

　　但事实上，东莞既是我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也是出口大城，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全球每10副眼镜，就有一副是在东莞生产；全球的芭比娃娃，近1/3是在东莞生产；全球的耐克鞋，48%产自东莞，说“东莞堵车，全球缺货”一点都不夸张。

　　但如同硬币的两面，这样的数字给东莞带来光环的同时，也潜藏危机。近几年来，东莞的经济增速一直位居全省倒数之列，2022年，东莞GDP增速为0.6%，全国平均水平为3%；2023年上半年，东莞GDP增速为1.5%，全国平均水平为5.5%。

　　据统计，2023年东莞共有3500家企业倒闭，其中制造业占据了最大比例，达到了2050家，空房连片，整体趋势不容乐观。

　　东莞的常住人口也开始出现净流出的现象，从2013年的峰值1400万人降至2023年的800万，这座昔日热闹非凡、活力四射的城市仿佛如梦幻泡影般破灭，正沦为一座冷清萧瑟的空城。

　　一系列残酷的事实背后，有更值得警惕和不安的地方。作为出口龙头地市，东莞向全世界输出家电、电子产品、服装、鞋包，正因为和全球市场紧密相关，在全球化逆转、经济周期进入波谷的大趋势下，东莞受到的冲击更为深远。

　　最重要的是，东莞多年来没能完成升级，低端制造仍占据大头，高新技术产业未能真正得到开发，导致东莞失速，陷入恶性循环。

　　曾经一度，东莞的崛起堪称奇迹，在吃够了时代红利后，东莞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如果无法进行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随着人口老龄化、低端产业链外移、国内外贸行业竞争的加剧，很多年后，东莞或许会没落为一个平庸的名字。

　　1978年的东莞，还是个藉藉无名的边陲小县，生产总值6.11亿元，占全国的0.16%，经济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几乎没有现代工业。

　　东莞的地理位置也比较微妙，北边是省会广州，南边是特区深圳，到香港不过两个小时路程，而虎门港更是直通珠海澳门。看似位置不错，实则夹在广州、深圳、香港这三大城市之间，无论哪方面都处于竞争劣势。

　　但天无绝人之路，东莞市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它是全国仅有的四个不设区县的地级市之一。东莞市下面没有区县，直接就是乡镇，这种体制大大缩短了政策措施从制定到落地的时间，给予了乡镇极大的自主权。

　　也是在这一年，东莞县开始试行发展来料加工产业，并在全国率先设立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的工作，从洽谈、签约、工商、登记、报关、办理进口许可证以及香港直通车手续等，实行“一条龙”式服务。

　　所谓“三来一补”，九游娱乐入口简单来说就是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三来一补”企业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比如进口设备、原材料免税，其结算税收方式也跟民营企业不同，不按营业额结算税收，而是按照工缴费结算。

　　这个模式的诞生，直接改变了东莞的经济结构，也揭开了引用和利用外来资金的序幕。当时，香港商人张子弥的手袋制品公司，被不断上涨的成本逼到濒临倒闭的边缘，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了东莞考察。

　　这一考察不要紧，仅一个通宵，质量不逊于原品的女包便送到了张子弥面前，张子弥当即决定在东莞设厂，太平手袋厂正式成立，东莞的逆袭由此开启。

　　不过，广东其他地区也盯上了香港这块“香饽饽”，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为了争夺香港“三来一补”的机会，东莞以镇为单位，放手让他们独立发展，诸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个时候去香港的通行证不易办理，有的乡镇负责人就划着一个小木盆，偷渡到香港去拉港老板来入伙，千难万难也要拿下。

　　好消息接踵而来，1985年，东莞县正式升级为地级市，东莞拿出所有利好政策，只要启动资金到位，租个厂房就可以开工，促成了10万台商下东莞的壮观场面，最高时期，东莞GDP差不多有一半是由台商贡献的。

　　随着工厂越来越多，东莞不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前来务工。据统计，在1987年至2000年这13年间，东莞人口从74万人激增到570万人，东莞也顺利从一个纯农业县城，变身为工业城市，到2006年，东莞GDP达到2623亿元，位居全国第15位。

　　然而，东莞看似风光，其实是利用低成本优势，让自己处在了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最低端，而为了抢外资，东莞不惜大力发展娱乐产业，灰色地带逐渐冒头。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后，东莞的“三来一补”模式逐渐显露出竞争力不足的弊端，2007年的金融危机爆发，给了东莞“当头一棒”。

　　作为全世界重要的加工贴牌生产基地，东莞外贸依存度比一般城市要高得多，一度达到百分之二百到百分之三百，受到的冲击自然更为巨大。

　　外贸订单的锐减，再加上东莞土地成本的上升、环保政策的加压，综合因素叠加，在东莞的大量大型代工厂陆续转移、压缩规模或者倒闭。东莞最大的鞋子制造厂“裕元鞋厂”选择搬走；东莞富士康一部分搬去了河南郑州，一部分搬去了越南；大型港资筹办的纺织厂“明海整染厂”倒闭。

　　“大撤离”带来的是近500万外省市民工被抛入失业大军，使得本身就人口过剩的东莞市，在岗位供应方面更加紧缺，不少女性转而“下海”从事特殊服务，东莞的“特殊服务业”由此催生。

　　颇为反转的是，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再次带动了东莞下滑的经济，据媒体2011年的报道，东莞的特殊服务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达到了500亿，是当年GDP的 14%，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支柱型产业”，东莞作为“性都”、“春城”的印象也深深地印在了国人的思维中。

　　然而临渊履冰，终不长久。2014年2月9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了数十分钟的专题节目，内容是记者在东莞隐蔽拍摄的10多家娱乐场所的画面，其中的“裸舞选秀”、“T台选妃”震撼了所有国人。

　　随即，广东省在东莞等地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扫黄行动。大批酒店和会所暂停营业，特殊服务业从此一蹶不振，那些见证了东莞“粉色经济”从鼎盛辉煌到残败衰落的星级酒店，在大清洗之后，逐渐回归到了正常的营业。

　　痛定思痛，幸运的是，东莞及时抓住了消费电子的浪潮，不仅止住了颓势，又重新迎来了“复兴”。东莞的电子信息工业起步于手机产业链，其中，OPPO和VIVO这两家是东莞自己培育起来的本土企业，而华为在2009年就在东莞设立了南方工厂，2018年又将终端总部从深圳迁往东莞松山湖，带动东莞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

　　然而，智能机换机潮没法永远持续下去。2016年，全球智能机出货量首次出现下滑，此后一路向下，到2022年，全球智能机出货量创下9年新低 ，跌幅达到双位数。

　　这意味着，智能手机行业已经告别增长期，彻底进入乏味的存量市场。东莞曾经一年生产过4亿台手机，但现在手机产量已下滑至19761.67万台，相比于巅峰时期降幅超过一半。

　　2023年上半年，东莞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下降4.9%，手机市场的寒潮，让东莞再次陷入困局。

　　几十年来，为了“不计一切”地发展地区经济，使得东莞土地开发强度逼近50%，远超30%的国际警戒线。

　　当初深圳为了发展高端制造业，提出了“腾笼换鸟”计划，多达几万家中小企业离开深圳，深圳产业最大的承接方就是东莞，但东莞承接的大多还是电子信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

　　高端产业和岗位的匮乏，又加剧了东莞的人才流失，人才储备相对周边城市比较匮乏，远低于广州和深圳。